“小叶是谁呀？”
“就是我的那个司机呀。(小说文学网)”
“啊，这可怎么办呀，只能报警了！”
最后这句话，费目和唐老板好像是喊着一二三那般的齐整，不约而同，异口同声。
“上当了，这是什么世道呀！”
费目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起了转儿，一圈又一圈。
落下来，一滴又一滴。
那件事儿已与费目等这些老家伙们无关了。
考试。
面试。
这些老家伙们甚至都不愿意听到这些事儿了。
更不能接受的是，小东竟然考上了。
“他能干个屁呀！”
费目想骂人了。
三个月后，新记者和新编辑们来报到了，个个意气风发，年轻有为的样子。
办公室又召集开会了，有编的参加，没编的不参加。
“会议什么内容？”
费目问一个新来的小丫头儿。
“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吧，我们有编的开会呀。”
费目再也忍不住了，他这回真的骂人了。
“你的那个编算个什么‘鞭’，老子才有一根！”
小丫头瞅了睡费目，满脸疑惑，开会去了。
“回家去，看看老爹跟老娘去吧，好些天没回家看看了。”
此时此刻，费目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亲情呀！
“儿子，怎么了，不高兴呢？”
儿子回来了，费凡很高兴了，还沏了一杯茶，轻轻地放在茶桌上。
“唉！”
费目长长地叹息一声。
“怎么了，小说写的不顺呀。”
“是的，没什么东西可写了，好像进了死胡同了。”
费目不想把工作的不顺告诉父亲，借坡下驴地撒了一个谎。
“你写的是历史体裁，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或许对你有帮助的。”
“好呀，好呀，我听听。”
父亲的话，让儿子眼前一亮，他对他的了解很少，很多事儿都是听别人说的。
“儿子，你知道咱们老家过去叫什么吗？”
“不知道呀。”
“叫‘树筒’，挺怪的一个名字吧！”
关里关外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去叫它，主要是那个时候的老哈河沿岸还全是面貌相同又各具特色的老柳树和老榆树。
说它们相同，虽都是枝繁叶茂，可树心都是空的，“树筒”之谓“筒树”也！
说它们各异，一棵棵疙疙瘩瘩，七扭八歪，有的似金鸡独立，有的又像猫腰打躬，有的似仰天大笑，有的又像挥拳打架。
费凡小的时候，这些老树还能成片。
听老人们讲，解放前，这里土匪很多，有的就藏在树洞里。偶尔有人路过，那土匪就会冷不防地蹿出来打路人的“闷棍”，抢走路人的钱财。
数九寒天，把人扒得精光，上下不留一个布丝儿。
啥叫一丝不挂，这就叫一丝不挂！
命大的，跑出去了，遇到了好心人，算是得救了；命小的，就只好等着被老北风打成“白条儿”，冻成冰棍了吧。
直到费凡上初中的时候，那些老柳树抑或是老榆树还稀稀拉拉地成堆成片的。
每当费凡跟着父亲费璋赶着毛驴穿过那些老树时，心里总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脊梁骨透着冰凉的风，怕“忽”地一下子，有什么东西从那树后蹿出来。
每当这时，费璋却是胜似闲庭漫步一般地走过，全然不顾儿子的惊恐万状。
现在，那些老树终于在人们的记忆或眼前消失了。
反正，费目只看到过稀稀拉拉的两三棵，既使是这两三棵，现在也快没了，只剩下一两棵了。
人口在几何级数地增加，老树在几何数级地倒下。
人们要吃饭，要耕田，犁铧尖所到之处，老树们纷纷地倒下。
“筒树”从老哈河两岸不断退缩，从一条河川退到一片树林，再退到几棵，两三棵，一两棵……最后总算是消失了，不管是“树筒”还是“筒树”，都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难道，真的是，眼不见，心不烦吗？
其实，却是，眼不见，心更烦吧！
“树筒”的消亡，是人类繁衍过快的结果，是农耕经济发展的结果，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又成为人与自然共同的悲剧吧！
据老人们讲，早先年的老哈河沿岸是一片肥田沃野，大概是腐殖质太多的缘故吧，随手抠一把都能攥出油来；随便在哪里刨它一疙瘩地儿，丢它几把种子，秋天就是好收成。
四十八顷村所在的那个河湾子，有一个蒙古名字，叫“白音套海”，汉译为“富饶的河湾儿”。
吃饭既然不是难事儿，生孩子也就不是愁事儿了。
“生，咋不生，上哪儿刨它几镐头，还不够个孩子吃的？”
这是那个时代的老奶奶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所以，解放后那阵子，女人们比着赛生孩子，哪家不是七个八个地生，最多有生十来个的。
“够不够，四十六！”
一直到女人不能再生为止。
费凡就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
在人们看来，头等重要的是有人“养老送终”，到老了，爬不动了的那一天，没有儿女侍候，怎么能行呢？
一个“富饶的河湾儿”。一个封闭的河湾儿，一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河湾儿，绝对跳不出落后与贫困的“河湾儿”。
旧中国所有的恶性肿瘤，在这里也都能扩散出来，甚至会疯长！
那时，这里没有“地主”与“富农”这些“术语”。
人们管有钱的人家叫“大模家主”，并有些景仰和追求，再掺杂着一点儿一点的眼红，用现在的话就是“羡慕嫉妒恨“吧！
费目的大爷爷费瑞就因此犯下了一个“致命且不可饶恕的错识“，他在土改划成分时，就坚决不要“中农”，而是要了一个“富农”的成分，他觉得成分评高一点儿，正是一种光荣，以致后来几十年抬不起头来，挨了许多次批斗，捶胸顿足之后，说了许多后悔莫及的话。
由于土地肥沃，“大模家主”人家都种大烟，而且还以抽上两口儿为时髦。
费目的奶奶就跟儿子费凡说过，早先年怎么种大烟，割大烟，又怎么将那白色胶状的粘稠液体熬成大烟膏子。
老马家之所败了，就跟这大烟有关，马大那个抱养的儿子就是抽大烟抽死的，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给抽得“抱了窝”。
这里的人们管土匪叫“胡子”。
“胡子”来了，偶尔会“绑票儿”，也就是抓个人质，常常要用若干的大烟去赎回。
那时候，一听枪响，女人们都赶紧抓一把锅底灰或灯烟子往脸上一抹糊，立时又黑又丑，让“胡子”一见就恶心，借以保护自己免受强暴。男人们则赶紧把仅有的几头牲口藏到沙窝坑里，猫起来，不让露面。
“大模家主”人家藏的主要是烟坛子和金银细软。
据说，这些“大模家主”的东家并非像小说和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子，手拄文明棍儿，还吃人奶，养活得白白胖胖的，他们有的穿戴和扛活的没有太多的区别，大多腰里扎着草绳头子，甚至还要混到扛活的堆儿里去喝棒碴子粥，啃棒子米面干粮。
比如，那个老马仁，有时还要去舔舔扛活的粥碗。
费目想，这种阶级区别不太鲜明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这里开发较晚，又是蒙汉族杂居和两盟三旗的交界处，这样就造成了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都处于一种比较薄弱和不稳定的状态。
所谓的“大模家主”人家是从那些“闯关东”的人流中滞留在此的一部分人，还有的是科尔沁沙地的有钱人家在这里设了“外窝铺”，比如有的村子就叫“下伙房”，肯定还有“上伙房”，有分号的。
这样比较松散的社会结构和较优越的自然条件，都给“胡子”们的活动带来极便利的条件。
“胡子”多如牛毛且多分散行动，最大的队伍也不过几十或上百人。
他们之间比的是枪法和凶悍。
据说有个叫“追命三爷”的胡子，不使枪就使大刀片。
一次，三爷被仇家一枪打在了腿肚子上，打出了一个血窟窿。
“追命三爷”就着火堆，一仰脖子，喝下一大碗烧酒，抄起刀来把大腿肚子割开，剜出子弹；又一碗烧酒浇在伤口上，叫人找些白布条子把腿肚子一包扎，抄起大刀片子，翻身上马，就去追杀那个仇家了。
追了一天一夜，终于撵上了仇家。
这时，那个仇家的枪膛里也只剩下一颗子弹。
眼瞅着“追命三爷”的马还有四五丈远，仇家看得真切，反手一枪。
好个“追命三爷”，只见他从马上“呼”地跃起，子弹从他那肥大的裤裆穿过。
眨眼间，三爷的快马也就与仇家的马靠上了，手起刀落，仇家人头落地。
“三爷那人豪横！”
老人们一说起“追命三爷”来，总离不开“豪横”二字。
“豪横”在这里绝对是褒义词。
费目的理解为，“豪横”是凶悍、残忍、敢作敢为，还有那么一点儿豪爽的意思吧。
大概，“豪横”正是那些“胡子”们的基本特征。
“那个‘追命三爷’跟我二爷爷有什么关系吗？”
“你二爷爷是二爷，怎么可能是三爷呢？”
对于费目的问题，费凡是这样解释的。
在心里，费凡并不认可这样的解释，总感觉这个“追命三爷”和二爷爷费珏有着一些关联似的。
“或许，以后真的能找到‘追命三爷’的一些线索吧！”
费目在这里这样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