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朝中秘史：幕后遗事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王之涣与歌妓
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以诗齐名，暮冬时节他们共游西域边陲。时天寒微雪，西域之景，玉树琼花，孤烟落日，美丽异常，此日傍晚，三人行至一处酒家，落脚过夜。
当时西域边陲总有诗人随军出征，酒家、客栈顺应潮流招聘了不少歌妓，增加了新项目，比如叫歌妓们在陪酒时吟唱诗人们的作品，以吸引从长安来的才子诗人们进来消费。这个酒家也不例外，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刚进去，就看到侧厢房丽影隐约。
三人在中堂坐下，呼酒点菜，随后酒保上了红泥小火炉，诗人们拥着火炉，一边喝酒，一边闲聊。高适建议大家回去后写一组西域旅行见闻的同题诗，一比高下，因为平时三个人谁都不服谁，都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最好。
说罢，高适招手叫姑娘陪酒，但被王昌龄拦住：“不忙！何必等到写出新诗再比？”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摇着脑袋吟道。
“又是《燕歌行》？”王昌龄显得很不满。
“别着急啊！你先说说怎么比试？”高适说道。
“今天我们先不叫姑娘陪酒，而是看看她们吟唱的诗歌中有没有我们的作品；有的话，看谁的作品最多，以此决定输赢！”王昌龄一回头，“你觉得如何？”他在问著名酒鬼王之涣。
王之涣举杯说：“随便随便，能不能再要点酒？”
日暮时分，酒家中堂之上，除了三个诗人外，又陆续进来一些打尖住店的客商和军人，于是这所地处边陲的小酒家很快就热闹起来。不一会儿，便有人吆喝着姑娘们出来助兴了。三个人相视一笑，转至侧厢房，悄悄地观看中堂里的情况。
音乐声起，姑娘们陆续挑帘而出。
虽已是冬天，但她们穿着暴露，丰胸微颤，眼神顾盼，很是妖娆，比长安平康坊的歌妓一点也不差，其中两个似乎还带有西域血统，高鼻深目，皮肤甚白。
最前面的一名歌妓，随舞而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窃笑道：“哈，我的《芙蓉楼送辛渐》！”随即在墙壁上写上：一绝句。
随后，又转出一歌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状态的王之涣：“唱的是我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也在墙上了写下：一绝句。
第三个歌妓出场了，音乐声刚起，王昌龄就说道：“估计还是我的。”
果不其然，只见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的《长信怨》。他开怀地写上：二绝句。
这时，王昌龄和高适把目光对准王之涣，后者此刻正拥着火炉，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适打趣道：“下一个歌妓马上就出来开唱了，你别太紧张啊。”
“唱你们诗歌的那几个姑娘，姿色、气质都甚为一般，所唱也不过是下里巴人之词，不是阳春白雪之曲，我的诗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涣凝望中堂，起身指着诸歌妓中姿色、气质最佳者说，“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诗，我终身再不与你二人争先！若是我的诗，你二人应在我面前拜倒，以我为师！”
不等王昌龄和高适说话，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转至堂中，起舞弄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王之涣骄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声中，这边陲小酒家有了一种独具大唐风韵的光彩与生气。
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以诗齐名。尝游西陲，时天寒微雪，三子共诣旗亭小饮，有乐妓十数人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妓唱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笑而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倘是我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须臾，妓踏舞歌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妓诣问，语其事，乃竞拜乞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
旗亭画壁的三诗人中，高适的仕途最为亨通，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是唐朝所有诗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龄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王之涣呢，性格放荡不羁，除了写诗外，最喜击剑、喝酒，有豪侠之气，但是，一生不得志，他曾长时间闲居在家，或旅行访友。这样看来，也许王之涣才是三人中最为纯粹的诗人。
作为旗亭画壁的优胜者，王之涣作品不少，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关于他的诗歌，有人认为散失于“安史之乱”；有人认为，是他为了追求身后的不朽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把自己诗歌中最佳者，挑选出来六七首，然后将其他诗歌一举焚毁。作家格非在《凉州词》中曾作大胆推测，虽为小说之言，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诗人的是王之涣，而作品最好的其实还是王昌龄。很多人说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实在是夸大了，该诗其实并不如同题材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组诗一共七首，摘录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王昌龄作为三人中诗作的最佳者，结局最惨：“安史之乱”中流离失所，遭横祸被杀。
韩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吏部侍郎韩愈，病倒在长安靖安里府邸。
秋九月，韩愈病情趋重，因病退职。十一月的一天，韩愈正昏卧床上，恍惚中见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长剑，腰佩弓箭，仪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视着韩愈，良久开口道：“天帝命我与君商量一件事。”
韩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见大王。”
那人说：“威粹骨蕝国，与韩氏世代为仇敌，今欲讨伐该国，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韩愈支撑着身子，说：“我愿跟随大王征讨威粹骨蕝国。”
那人点点头，忽地便消失不见了。韩愈凝神，感到是一场梦，又如幻觉，凭着记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写下来。反复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韩愈死去。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威粹骨蕝国？
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上的藩镇割据，单从思想上来看，便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对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师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韩愈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对韩愈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一年，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一次。宪宗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
韩愈坚决表示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论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韩愈态度坚决如此。
这让皇帝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荡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如超级春药。
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
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先驱，因而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他们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是大家，但关系实在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因而白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持以上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春药。
但是，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风格又非纯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诱惑，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失败了，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
送塔过海的僧人
唐朝儒释道三教并行。
唐初时，太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对佛教亦不反对，甚至还派玄奘西行取经。
就这样，我们的唐僧，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岁那年，独自踏上西行求经之路。
二十七岁是个神奇的年龄，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巨变。
孤身西去，荒漠万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唐朝青年的探险之路。但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勇气，也不是每一扇大门都会为信徒而开。除了热爱外，还需要金石般坚忍之心。
玄奘取经天竺，在那里学习多年。此日，他进入了著名的维摩诘方丈室。
维摩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亿金，而苦于修行，终为菩萨。他曾与文殊菩萨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视。
文殊：“此室为何没有一个侍者？”
维摩诘：“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为空？”
维摩诘：“人以为空，即空。”
文殊：“既为空，何用再空？”
维摩诘：“以无分别空，故空。”
文殊：“空会有什么分别吗？”
维摩诘：“分别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为空，你之疾应向何处求治？”
维摩诘：“向佛陀之外的诸见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诸见解又当何求？”
维摩诘：“当求于诸佛之解脱中。”
文殊：“诸佛之解脱又当求于何？”
维摩诘：“当向众生修心中求！”
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的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除李白外，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也曾登此唐朝第一塔，赋诗以赞。
只说刘隐之。正当他在塔下转悠，肩膀被拍了一下，一回头，是怀信，后者说：“还记得我们曾在海上相见吗？”
刘隐之猛地想起他在明州旅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正在疑惑间，怀信把他拉入禅房，随后进行了一番秘谈。
又过了几天，栖灵塔失火。寺众大惊，只有怀信躲在人群中，露出微笑。
很快，“会昌法难”开始，大明寺也被拆除。显然，在这个故事中，怀信已预测到朝廷将要大规模灭佛毁寺，于是施法术，护送镇寺之塔越海而渡，将其隐藏起来；而在外人看来，该塔像是失火而毁。
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著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凶煞迷羊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於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於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
李德裕在扬州为官，李宗闵在湖州为官，两人针锋相对。李宗闵被调往东都洛阳出任新官，李德裕感到不安，修书向李宗闵示好。但后者不接受，在去洛阳的路上，特意绕过必经之地扬州，而不跟李德裕见面。但没多久，李德裕任命为宰相，过洛阳，李宗闵同样感到不安，给李德裕写信，表示想见一面。李德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之间，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怨恨。不过呢，见面同样也没更充足的理由。”
按另一种传说，李德裕和李宗闵之所以水火不容，跟李宗闵忌惮李德裕的铁腕与能力有关。李宗闵做宰相时，李德裕正担任兵部尚书。有一天，京兆尹杜悰去拜访李宗闵，看到李愁眉不展。
杜悰：“想啥呢？这么专心！”
李宗闵：“你猜。”
杜悰：“又在想李德裕了吧。”
李宗闵：“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了，实际上就从没有融洽过。”
杜悰：“我有个主意，但你肯定不会采用。那就是，推荐他做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被唐人看重，相当于副宰相。
李宗闵思忖良久，最后答应了。于是，杜悰跑到李德裕那里，把李宗闵打算推荐他做御史大夫的事讲明，李德裕喜不自禁。但后来，牛党要员杨虞卿知道了这件事，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李德裕得知后大怒，从此“二李”老死不相往来。
李德裕跟牛僧孺的关系同样形同水火。
当时，出现了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志怪，以牛僧孺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讲述其在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落榜后返回故里途中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的离奇遭遇：“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在庙里，作为死鬼的薄太后又叫来了一批死鬼作陪，其中包括“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的戚夫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的王昭君、“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的杨贵妃、“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的绿珠等人，甚至还有当朝皇帝的妃子。
宴饮中，薄太后问：“今天子是谁？”
牛僧孺答：“今皇帝为先帝长子（德宗）。”
杨贵妃大笑：“沈婆儿做天子也？大奇！”（德宗的母亲沈后即传说中的江南女子沈珍珠，“安史之乱”中失踪。）
酒酣之后，薄太后问：“牛秀才远道而来，今晚谁人陪寝？”
戚夫人率先起身，说：“家里孩子还小，我可不行。”
绿珠也婉拒。
薄太后看了看杨贵妃，表示贵妃为先帝妃子，陪睡也不合适。最后，盯住王昭君，说：“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大意是，你王昭君远嫁塞北匈奴，又嫁给两任单于，身份相对寒微，就没推脱的理由了。
王昭君羞愧不已。
就这样，王昭君陪牛僧孺睡了一宿。
据说，这篇志怪是李德裕的一位叫韦瓘的门生写的，用以打击政敌牛僧孺。
有人曾拿着这篇志怪告牛僧孺的状，文宗皇帝看后大笑，说：“牛僧孺安敢称先皇后为沈婆？此定是他人冒名所作，嫁祸于人。”
文宗皇帝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不管这篇志怪是不是出于李德裕的门生，或者说是不是李德裕授意而作，都说明当时牛李两党争斗之激烈。除朋党难，原因之一是满朝重臣，不是牛党就是李党；之二是两党背后都有专权宦官的支持。
虽然李德裕的形象更为正面（较之于牛党成员，在反对藩镇割据、强硬对待回鹘以及反控宦官方面更有力），但实际上他跟宦官也保持着密切来往。当时，有宦官到地方监军的惯例。李德裕跟这些监军宦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那些宦官期满回京后，即可直接向皇帝推荐李德裕。唐武宗时，李德裕被召回长安做宰相，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手段。
武宗时代，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李宗闵最后死在湖南贬所，牛僧孺也被赶到遥远的地方。
李德裕为相的岁月，施政风格刚健有力，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世家高门，他的贵族做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
李德裕又好收藏古董，最喜怪石奇木，“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他在洛阳郊野修建的别墅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
但是，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境遇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由于深深厌恶前任武宗皇帝（宣宗为亲王时，韬光养晦，装傻充愣。作为侄子的武宗，每每侮辱他。又传，曾一度意图谋害他），把这种厌恶也转到李德裕身上。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事必躬亲的宣宗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强势的宰相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悠，代他处理政事。
李德裕太孤傲严肃了，太不怒自威了，这叫宣宗深深地忌惮。每次上朝，看到李德裕，宣宗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宣宗继位没多久，李德裕就被打发到东都洛阳，虽然丢了宰相之位，却还不算被贬官。尽管如此，李德裕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曾向一善于预测的僧人问吉凶之事，僧人指出李近期将有灾难，会被贬到更遥远的南方，且南行之期月内即见分晓。
李德裕郁闷，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
“不相信？那这样，我们做个实验。”僧人说着，一指地下，“此地下埋有一石盒。”
李德裕立即叫人挖掘，果得一石盒。李德裕大惊，问：“贬至南方既然不可免，那么我想问一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僧人道：“还有这个机会。”
僧人又道：“您这一生，应吃一万头羊。到现在为止，您已吃了九千五百头。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日子，官位未绝。”
李德裕长叹一声：“法师真乃神人！宪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我在北都太原为张弘靖宰相的部下，曾梦见自己行于晋山，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羊群，有牧羊人告诉我，这满山之羊是我平生所吃之羊。这个奇异的梦被我隐藏数十年，一直未向他人说过，而现在看来，正中禅师之言！”
尽管很悲伤，但李德裕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因为如那僧人之言，自己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机会，即使每天都吃羊肉，吃完这五百头羊，也需要十年。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显贵十年。以自己现在的年纪而言，十年足矣！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过几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来到洛阳，为表达对李德裕的尊敬，专门一次性地送来五百头羊作为礼物。
李德裕望着庭院里的群羊，一时说不出话来。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宣室志》）
李德裕将此事告诉那僧人，僧人摇头叹息：“一万头羊已够数了，看来您被贬之后，不能回还了。”
李德裕说：“我不吃这些羊还不行吗？”
僧人说：“羊已到了您眼前，吃不吃都已属于您了。”
李德裕神色戚然，陷入长久的沉默。在他为宰相的时代，对内抑制住中唐以来嚣张的宦官势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削平藩镇，并成功打击、威慑了回纥、吐蕃以及南诏。他特别勤政，每日出入宫闱，与武宗商讨军国大事，名诗《长安秋夜》即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但现在皇帝换成了宣宗，他失宠了。
收到那令人压抑、恐怖的五百头羊后，没过几天，李德裕就接到朝廷命令：被贬荆南。随后，又被贬为潮州司马。还没到潮州，又贬为崖州司户。崖州，即现在的海南三亚。可以想象唐朝时那里有多么荒蛮。
南方路迢迢。
在赴贬所的路上，过一条险恶的河流时，李德裕身上携带的白龙皮、暖金带、壁尘簪等无价之宝不慎落入了水中。他长叹一声，所谓富贵，也许真的被上天收回了。他并不伤痛失去宝物本身，而只是慨叹无常的命运。
“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尽管有僧人的断言，但李德裕此前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重返长安，就是返回洛阳也行啊。但现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宝物失去了，是不是预示着自己永远失去了北归的机会？
远贬崖州后，李德裕写有无限伤感的《登崖州城》：“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再也没有机会北返中原了。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位铁腕宰相孤独地死在了海那边，中国自东汉中期开始的门阀士族时代至此也落下了大幕。那是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弑君时代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但有一点被遮蔽了。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但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也用了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上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和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继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究未能如愿。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相继被后来继位的几个侄子猜忌。因此，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做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李忱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继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根据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蘖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蘖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继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暗指其出家的经历。
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继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常常与大臣讨论问题。他爱惜人才，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他处理政务夜以继日，从不懈怠。若有奏章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宣宗十分勤俭。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淫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道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同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十三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习惯性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严遵美）父季实，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